抵抗的義務：面對不義的非文明抗命行動

面對不義，我們有何責任？為了對抗不義，我們應該做到什麼程度？許多人認為，只要國家近乎公正，公民就有遵守法律的道德義務。支持公民抗命的人通常認為，考慮到這種道德義務，我們必須有堅實的理由才可以違法。但從梭羅、甘地以至「黑人生命運動」（Movement for Black Lives）的行動主義者早就認識到，有時候我們並非有守法的義務，而是有違法的義務。

《抵抗的義務:面對不義的非文明抗命行動》(A Duty to Resist: When Disobedience Should Be Uncivil)一書認真看待這種行動主義的歷史，致力於處理在包庇不義的現實社會中我們有何政治義務的問題。本書作者康迪絲．戴瑪（Candice Delmas）主張，正義的義務、公平原則、撒瑪利亞人義務（Samaritan duty）和政治連繫使我們肩負抵抗不義的責任。我們必須擴大政治義務，納入抵抗不公正的法律和社會狀況的責任──即使在正當的國家也是這樣。

戴瑪認為這種抵抗的義務要求我們有原則地抗命，而這種抗命不必總是文明的。也就是說，暗中進行的、採用武力的、逃避法律責任的或冒犯人的違法行為有時是合理的，甚至是必要的。作者替特定情況下某些行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辯護，包括非法協助無證移民、洩露機密資料、分散式阻斷服務（DDoS）攻擊、破壞、武裝自衛和游擊藝術（guerrilla art）。但這是有限制的：原則本身不足以支持我們違法。不過，為了抵抗不義，非文明抗命有時不但是可容許的，還是必要的。

戴瑪也指出，抵抗的義務要求我們自我教育，認識結構性種族歧視和隱性偏見的運作方式；聆聽受壓迫者的證詞；培養對我們自身和我們孩子的自欺之道德理解和抵抗；要求追究警察和其他受法律掩護者法外殺人（extrajudicial killings）的責任；吸引世人注意並致力消除大規模監禁；直接違反要求舉報或禁止協助無證移民的法律；從事有原則抗命以突顯和杜絕針對女性、性少數群體、少數族群和殘障者的歧視；以及迫使我們的政府改革世界各地不公正的貿易、勞動、環境和能源制度。我們應該挑戰並拒絕遵從性別主義者；種族主義者；恐懼同性戀、跨性別、順性別人士和歧視殘障的文化與社會規範。我們應該抵制道德有虧的產品，並積極支持堅持高尚原則的廠商；捐助致力於社會正義和民主事業的組織；記錄並舉報我們看到的惡行，即使法律可能禁止我們這麼做；必要時參與罷工；儘可能利用我們的地位、資源和才能救濟苦難和促進正義──無論是官員利用手上的權力，名人利用自己的名氣，還是普通人利用自身的技能和天賦。